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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城邦的最佳人口数量（公民数最多不超过万人）和土地面积大小（目力可及的范围）的讨论分析，[17]可以支持我的这一判断。

统一公法学概念提出以前就有公法学的概念，只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即使冠以公法学的内容，要么是宪法方面的，要么是行政法方面的，至少不是全部，如台湾学者陈新民洋洋150万字的《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18]上中下三册，几乎全是宪法和行政法内容，既没有公法学总论或整体的理论内容，也没有刑法、诉讼法等涉及公权的内容。[7] 20世纪哲学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8]，今天勇气鼓励笔者拿起批判的武器，对统一公法学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并试着为公法学指明回家的路。

因为，首先，统一就是一个多义词。[61]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建立一门介于法学与部门公法学之间的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势在必行。[13]如美国学者克罗斯和米勒在《西方商业法律环境》一书中，将中国和日本的法体系（the legal system）划分在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瑞典、波兰等在内的大陆法系（Civil law）。这些法律意识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就是法律观念。

应从规范体系和结构功能两个层面来整合我国的公法救济机制。与此同时，有人从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分别探寻理论基础，如有人从诉讼模式的不同认为当事人主义以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本位为其理论基础，贯穿着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  【摘要】统一公法学理论的提出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对于何谓统一以及如何统一因其统一概念使用不正确而导致统一不能。

并与宋功德一起于2005年9月出版110万字的著作：《统一公法学原论---公法学总论的一种模式》，作为小结。（二）激发对公法和公法学的整体思考 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无论对统一公法学理论中的统一有多少非议与异议，强调从整体上构建公法学改变目前部门公法学强势的单一性是该理论倡导者们一直的坚持。若以法理为主线，那就是统一法学基础理论或属于法学基础理论的一部分。（3）鉴于学科细化加剧的同时学科综合也在并进，有必要通过统一公法学加强对公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但这并不会使公法学研究陷入泛泛空谈，并不违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法在中国一直是个极其陌生的概念，仅仅是少数学者的研究专利。因为虽然传统中国公法发达而私法纤弱，但这只是历史而不是现实，近百年来，中国私法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且私法的基础性地位尤显突出，私法的理论基础及手段、方式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与后现代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高度一致。

  三、统一公法学理论之非真性 （一）建立统一公法学的理由不具有充分性 该理论倡导者们认为由于现代公法的崛起所以要求建立统一的公法学，因为：现代公法发展日显其重要性、成熟性和整体性。[17][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33页。公法私法化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3年袁曙宏先生在《中国法学》第5期发表了《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一文，首次提出了统一公法学概念之后，法学界并未如作者所云的那样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1]，客观的描述应该是：只如平静的湖水起了一丝涟漪，且多是赞誉之声。在当代，由于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日益模糊，两方面又有渗透结合的趋势，所以法律是否应当分为公法与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均说法不一，没有定论。

[29]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翰庐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13页。核心范畴包括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益。若以宪法为主线，那就是统一宪法或属于宪法的一部分。诉讼法的目的或息事宁人或解决纠纷或保护权利，等等，而且某一公法部门本身的目的就不是统一或唯一[27]。

主要的论文有以下：袁曙宏、赵永伟：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所以该理论倡导者就赶忙解释统一公法学中的统一是一个形容词，是对公法学的限定，是对重新构筑起来的公法学体系内在特征的描述。

而实际行政法学总论的内容就具有一定的统一性。有人认为存在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和目的，并能够通过实在法使其具体化并得到补充的自然法，而这种自然法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探讨予以发现或者设计，从而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达到人类道德的理想目标，这便构成了自然法意义上刑法哲学的理论基础。

公法作为法律制度整体的一部分，主要调整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私法则主要调整国家公民个人事务及公民个人之间的事务。[7]杨解君：《公法（学）研究：‘统一与‘分散的统一》，《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袁曙宏、韩春晖在《法学研究》第6期发表论文：公法传统的历史进化与时代传承---兼及统一公法学的提出和主张。【注释】 [1]袁曙宏、赵永伟：《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20]笔者认为这不可能，具体内容详见张弘、曲畅：《统一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批判》，《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随着社会生活关系的复杂，法律现象的领域扩大，单个基本概念已不能概括法的现实。

然而，时至今日，对统一公法学理论基本上是创立者们的自言自语或自我证成，反思、反驳或批判的声音很少并很小，偶尔有一点也是不成体系，如有的学者指出：统一公法学的构建，至少面临两大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是制度支撑上的实践问题。[4] 可以说，统一公法学理论是继罗豪才先生1993年提出行政法平衡理论之后，行政法学乃至公法学又一重大理论观念[5]，行政法平衡理论提出后，反响强烈，赞成者与反对者甚至另辟蹊径者[6]均十分踊跃，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行政法学脱离注释法学的幼稚窘境，向行政法的理论深度开拓。

关键在于统一公法学中的统一是否与所论的内容是统一的或一致的，即用统一来形容公法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是否准确？笔者认为不准确。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将行政法学总论或整体论，称为统一论。

二是方法论证上的理论问题。同时，面对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地将某一类社会关系由单纯的一类法律制度予以调整，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是一种期望，从宏观角度，法律制度的分类和法律制度的融合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辨证统一。

[2]统一公法学理论体系的主要范畴。笔者并不否认现代公法发展日显其重要性、成熟性，即使较少使用公法概念的英美法系，相应的内容也越来越凸显在整个法治中的地位，而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公法发达民法弱化一直是它的发展特点[23]。虽然这并不具有说服力，与公法学提及性无太大关联性，但也不能否定这是一种现象。换言之， 公法的进步与发展及至臻于完善，究其实质离不开新的公法理念的殖变和升华。

公法离散化是公法的发展趋势，甚至是公法一种进步的表现。[38]袁曙宏：《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54] 整体论一词公认是由英国在南非联邦的统治者施穆滋（Jan Smuts）于1926年创造的。[34]田飞龙：《从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看统一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必要性》，《美中法律评论》2009年第10期。

[40]钱福臣：《西方宪政思想中的人民主权与限权政府---美国宪法价值目标和宪政模式赖以设计的理论基础》，《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2期。审视目前的公法学研究现状，由于缺少总论这一龙头理论，导致部门公法学显得群龙无首，无法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的有机整体。

统一公法学理论之可能性贡献在于：再次引起对公私法二元分类的思考，激发对公法学的整体性思考，而统一或整体公法学应该首先是一种理念或原则，再次引发对公法学发展趋势或走向的全面忧思。如此优势地位，其话语权就十分强大，平衡论的传扬就顺理成章了。（二）统一公法学理论无法应用 虽然统一公法学经历了提出-建立-应用的跨越发展，彰显出它从理论主张到理论体系，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创新的认知过程。其二，遵从一种多元化与立体化的研究进路。

[60] 法学研究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如同一条运转正常的流水线，需要各个方面的协作方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法治的作用。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

另一学者邓晔提出统一公法学制度，也应如此类推：权力法定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权利（力）不得滥用原则、程序法定原则、适时处理原则、申请救济原则、责任承担原则。[49]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

[58]   五、结束语：公法学发展之方向：公法私法化 在西方前资本主义时期以及中国漫长的社会里，始终缺失饱含人文关怀的私法，充斥漫长岁月的恐怕只是表现为强制和命令，甚至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公法。[7] 20世纪哲学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8]，今天勇气鼓励笔者拿起批判的武器，对统一公法学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并试着为公法学指明回家的路。